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共7册 2000-2015高清 秦史求知录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共7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15年出版。
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条件下，应该对先秦文学与文化进行集中的、系统的、更深人的研究。中华民族有五十年的文明史。一般说来，距当今社会越近者，与当今社会的共同性越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便越大，借鉴意义也越大。但是，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它对后代在文学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此后任何一个时代不能与之相比。在学术领域的情形是，从古到今，有关这一段的研究最多（包括经学范围内的论著），但近代以来学者同古代人们的看法之差距却最大，而且近代以来学者之间争论亦最多，分歧也最大。读读《古史辨》以来的有关论著，便可以明白。至于文学史著作，先秦一段似乎只是同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并列的一个时段，同各朝分体论述的情形一样，大多分为“《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四大部分，有的在前面加上“概述"或“原始歌谣与神话"，后面带上“秦代文学”。而事实上，就中国文明史言之，秦以前的一段同汉以后一段时间大体相等。先秦时代没有摄影、录音、录像设备，我们对先秦时两千年社会的认识，除了有关史书、诸子著作之外，一靠地下出土的材料，二靠当时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当时人们心灵的反映。一部文学史，便是一部心灵史。至今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观念，认为先秦时代没有纯文学。《诗经》中的三百多首诗难道不是纯文学？世界各个民族中，文学不同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一般说来，诗歌都是产生最早的。我国西周末年宣王时代即产生了以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为代表的中兴诗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群体，这也是很多学者未能想到的。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必须对先奏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各方面有一个科学、明晰的认识，既消除种种盲目信古的谬说，也克服一味疑古的心理与思想，从而对它们作科学的、更为细致的研究。百年来地下出上的大量文物资料及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已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使是“疑古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也对我们彻底地清理理论场地、对不少问题的考察与讲究抛开各种旧说的束缚而从头做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字资料，更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前人无法弄清的问题，纠正前人的某错误，解决一此历史的悬案，补出某些历史的缺环。《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书目：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诗经》分类辨体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左传》修辞研究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秦史求知录 上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秦史求知录 下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楚辞综论《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出版说明：五十五岁之后，学术志趣居然专注于奏史、秦文化，这连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在这之前，我求知的触须一直纠绕在以生产结构为核心的先奏社会形态问题上；除了商鞅变法必须纳人研探范围，秦史、秦文化的种种课题基本上都在视野之外。自知断非博学宏才，一点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只能“聚焦"使用，不敢有旁骛之念。说起在先秦社会形态领域的耕耘，可追溯到学生时代。我是1957年考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原本酷爱文学、梦想成为诗人的毛头小伙，一下子便被校内浓重的学术氛围所裹挟，不山自主地踏人了社会科学的葱茏园囿。尽管“反右”热浪掀得正猛，但那时的阶级斗争尚未窒息高校的文化生机。尤其是山大历史系，号称“八马同槽"（指8位正教授共聚一系。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高校中，这是非常罕见、非常唯得的佳事），的确不乏夺席谈经的气象。缜密善考的黄云眉先生、多识能辩的童书业先生、博学睿思的王仲荦先生、厚重求实的韩连琪先生一一他们的学识和风度，潜移默化着我们年轻的心境，陶冶着我们萌育中的冶学精神。那又正是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吐艳竞放的岁月，特别是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开展得热火朝天；而山东大学则是这场讨论的重要平台之一，论战中涌现出的三大学派，在山大均能找到代表人物。这种局面，对于我们这帮求知欲正旺的学子来说，不可能不受其感染和诱发。当然，参与论战，非当时的我们力所能及；但关心论战，弄明白争议的症结，却是倾力投人了的。要掌握各派的主张，熟悉各派持论所依据的史料，判断各派的是非曲直，就得学习辩证唯物论史观，在研读各派学者论著的同时，查阅相关的古籍文献，并了解田野考古提供的信息。于是作摘录、制卡片、写札记，俨然一副“潜学者"的作派，劳神费时而自得其乐。现在回顾那段求学生涯，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先奏史上的一点功底，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打下的。这种痴迷一直延续到毕业之后，一直延续到古史分期论战早就烟消云散，郭沫若式的商周奴隶社会论业已一统天下的“文革"之前。由于在此领域踯躅日久，势必形成学术志趣的定向。中国古史分期的要害是对三代社会性质的析辨，郭氏学派不过是某种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所以，一旦从极“左”思潮枷锁中解放出来，我的学思便立即回归到先秦社会形态的天地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调人甘肃省博物馆，十余年内围绕先秦社会形态问题，我写了30多篇论文（拟以《古史钩沉》为书名结集），大致勾勒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轮廓。自忖治学路径已经定型，就这么点能量，研究对象不会再有什么变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人们常把许多事情的发生归于“偶然"。其实，真正的偶然并不存在，偶然背后总站着必然的巨大身影。正如哲学家们所言：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我常说，历史是一种合力，是无数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每一种因素都参与其中，在其他因素的制约下发挥各自的能量，并消融在合力内。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它在合力驱动下，由现在向未来单线演进，一路吞噬掉所有的变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此，一个人的历史也如此。我治学方向的转换自不待言，正是多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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