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正义 全7册 十三经清人注疏 2013
《周礼正义》共七册，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完成，作者为清代学者孙诒让。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最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庼，别署荀羕，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学者和古文辞家孙衣言之子。与黄以周、俞曲园合称“清末三先生”。孙诒让学问体大思精，著作除《周礼正义》外，还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等30多部，为晚清时期的经学大师、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被称为经学一代宗师、朴学大师。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套装共7册)》讲述清代学者们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十分显着的地位。他们有关经学的着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过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经中除礼记外，清人给其他十几部经书分别做了新的疏解，学术水平超出了唐宋旧疏。其中孙论让撰写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做得最好的一种。清代学者们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十分显着的地位。他们有关经学的着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过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经中除礼记外，清人给其他十几部经书分别做了新的疏解，学术水平超出了唐宋旧疏。其中孙论让撰写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做得最好的一种。周礼正义共有四种本子。第一种是乙巳本，郎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出版的孙氏家藏铅铸版初印本，共二十册。第二种是楚学社本，郎一九三一年湖北笛湖精舍的木刻本，我们简称它为楚本，共六十册。第三种是一九三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的本子，共二十八册。第四种是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的本子，共二十四册。《周礼正义》书目：周礼正义 第1册 天官 卷一-一六周礼正义 第2册 地官 卷一七-三一周礼正义 第3册 春官 卷三二-四一周礼正义 第4册 春官 卷四二-五三周礼正义 第5册 夏官 卷五四-六四周礼正义 第6册 秋官 卷六五-七三周礼正义 第7册 冬官 卷七四-八六目录周礼正义叙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天官冢宰（卷一）叙官大宰（卷二——四）小宰（卷五）宰夫（卷六）宫正宫伯（卷七）膳夫庖人内饔（卷八）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敌人鼈人腊人医师（卷九）食医疾医疡医兽医酒正酒人（卷十）浆人凌人篷人醢人醯人（卷十一）盐人幂人宫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卷十二）内府外府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司裘（卷十三）掌皮内宰内小臣（卷十B）阍 人寺人内竖九嫔世妇女御女祝……清人注经的殿军制作。梁任公曾说因为只有孙仲容相信周官为周公所做，所以才会花三十多年注此经。陈寅恪亦赞此书。注疏极多极精。我对于名物训诂实在没兴趣，所以只是读原文，选读注疏，通其政教大意而已。对于孙仲容花了大量精力梳理的“官联”之以，似乎领悟甚浅，留待重读时再注意。《周官》（周礼）为战国智识分子为大一统的王朝“理想国”进行制度设计之书，其中所记制度虽非历史事实，却是“心灵的事实”，反映了战国时期华夏智识分子真实的政治想象，故虽不可将《周官》所记径看作历史，却不妨视其为一份真实可贵的思想史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智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和观念，而透过这种天马行空、坐而论道的“心中波澜”，却也不难窥见当时的天下大势或历史波澜。《周官》对于先秦思想史的价值，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古典希腊思想史的价值相比，《理想国》也是柏拉图的制度设计之书，其中所记绝非雅典城邦制度的现实情状，但透过《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希腊城邦时代的“心灵真实”，也可透过这种心灵的透镜，窥见当时希腊城邦的历史的真实。《周官》记天、地、春、夏、秋、冬三百六十官，各官府下属中多有“史”官一名或数名，如：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连为后宫杀猪宰羊提供肉食的屠夫（庖人）都下隶四位史官，可见“史”在周官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史”主记事，其职责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周官》各官皆有史，就相当于现在各部门皆设有秘书一样，由此可见书写文明在战国时代政治文明和制度想象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周官》所规划设计的一整座王朝政治大厦，都是建立在刀笔吏的基础上的。这种建基于书写的政治想象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后就变成了现实，史载始皇批阅天下郡国所上文书，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以至于“以衡石量书”（公文多到读不过来，皇帝只好用秤按斤论两衡量所上公文是否达到要求）。中国书写文明之发达以及口头传统之衰落，正与专制王朝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相应地，希腊城邦民主政体的一种重要制度是演说和辩论，因此希腊的口头文明发达，演说、游吟诗人、戏剧演出等活动十分活跃，荷马史诗或即赖此而得以流传，由此并且引出了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等探讨辩论、演说、史诗和戏剧诸城邦政治技艺的专门学问。希腊人的政治想象和制度设计与演说术以及口头表达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就说：一个城邦的大小规模，以其市民聚集于一个广场上而能都能听清楚演说人的话为宜。城邦的规模是由声言传播的广度决定的。而秦朝那样的“天下平、四海一”的伟大帝国之所以可能，则与书写文明的发达、文字的同一、文书的流通（驰道和驿站）密不可分。能写会画的史官因此就成为支撑这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转的一个个齿轮，此种情况，至今不变。时下中国的官僚体制，可以没有部长、司长们，但不能没有秘书和会计们，部长和司长们往往只是庙里的泥菩萨，而秘书和会计们却是保障一座庙香火常燃不熄的方丈和主持。刀笔吏主持的政治只见死文字和官样文章，这样的政治，你别指望他会产生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按：直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家还不大，那时所谓“国”，也就是一座城，规模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座县城吧，城中居民即国人，他们是诸侯国的市民，城中有市民议事的地方，如郑国人的“议于乡校”，乡校大概相当于西方城市的市政广场吧，而那时的诸侯国君有重大的举动，也会在广场上公开向国人咨询，《周官》大司徒之职云：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乡大夫之职云：大询于众庶，则各率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可见《周官》的作者还保存着这种聚民议事、民众参政议政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记忆。相应地，口头传统在春秋时期还保存其传统的势力，这从《左传》、《国语》常常提到的瞽史之官即可见一斑，实际上，《国语》就是一部源自口头传统的历史故事集，而《左传》中的口头传统遗风也清晰可辨，当时的卿大夫议论辩驳，经常引用作为论据的就是《诗经》中的诗句。瞽史即熟记国家掌故和先王教训的瞎子歌手，也就是中国的荷马。周代的分封制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跟希腊的城邦制度相比拟，一部《左传》，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城邦时代的编年史。看看《左传》和《国语》中那些人物理智之纯粹、见识之通达、德行之高迈、议论之清明、举止之果敢，再看看秦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狗苟蝇营、猥琐卑微，不能不说，中国人心灵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永远一去不复返了。看看《左传》和《国语》中那些人物理智之纯粹、见识之通达、德行之高迈、议论之清明、举止之果敢，再看看秦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狗苟蝇营、猥琐卑微，不能不说，中国人心灵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也是华夏世界青铜时代的结束，从此华夏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永无尽期的黑铁时代。联动一下： 杨宽《西周史》“《周礼》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分掌六典，以天官冢宰为六卿之首而执政，显然出于儒家的理想安排，这是经过儒家思想改造的理想政典。但是其中也还记载着真实的西周制度。”然后歪个楼： 周礼里的名物我弄不大明白，近读钱玄《三礼名物通释》，讲的头头是道。周礼里的这些名物是否可信，抑或是儒生杜撰？正如六谷、五谷、九谷分别所指的是什么，多有歧说，让人不知宗何为是。。。我是初学，问个肤浅问题，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心头，子老师见笑。。《周礼正义》读了七册，这部书涉及到很多方面，须细读方有味。读考工记那部分时，便参考了阮元的《车制图考》、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等书才读下来。不过这样读起来很慢，我读了一年，也才一半。这个《周礼正义》应当是十星，对孙诒让先生五体投地，服得不能再服了！再拜稽首，叩头，要是你收我作徒弟多好啊。没这福分了！1. 《周礼正义》是恢復人類理性和情感（就是道義）最重要的書之一。2. 凡是使用西洋所謂的哲學方法都是錯誤的。都是不符合作者的初衷的。3. 什麽瞭解歷史都是錯誤的。這個書不是用來瞭解歷史的，而是作為未來我國政治的核心基礎的。是面向未來的。4.初步拟以若干主题如：法制、宗教、信仰、医学、政令、教化……等为单元，选读《周礼》中相关职官。选课同学须轮流担任引言，以专题讨论方式进行。 這種讀書方法，是極端扯淡的。5. 传统说的「周公致太平」之书，当然已不再可信；民初疑古学派所谓的刘歆遍伪群经的说法，也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现在比较可以接受的学界通说，《周礼》大致成书于战国时代，固然是一部「乌托邦」式的理想建构，却也反映了先秦历史的繁复面貌。 這明顯是扯淡。疑古派是外國奸細，中國敵人，還提他，真是扯淡。 這本書就是周公至太平的書，懷疑這點，就如同懷疑中國有孝道一樣可笑和可恥。是敗家子的表現。6.我讀這本書，花費了不少時間。線裝版不如此書清晰，我只好讀此書了。《周礼正义》86卷，是晚清卓越经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的代表作。其重要版本，一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铅印本——乙巳本，二是清宣统楚学社1931年湖北篴湖精舍递刻本——楚本。1987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列入《十三经清人注疏》。点校者经学功夫深湛，点校精当，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2015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周礼正义》汪少华点校本，作为许嘉璐主编、王云路李建国副主编《孙诒让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汪少华点校本与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以2013年第2版第4次印刷本为据，以下简称“王陈本”）相比较，可见前者改正标点、增补校记大约3000处，具有以下四大优点：首先，补充了孙诒让《周礼正义》批校本的数百处批校。这部孙校本，现藏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王更生先生1972年在《国文学报》创刊号发表《孙诒让先生著述经眼录》披露孙校本“有仲容手批墨校，蝇头端楷，弥足珍贵，目睹手泽，如亲芝宇也”。汪少华前往台湾阅览了这部孙校本，过录了全部批语，采纳到点校中。例如1750页“此颁禽亦谓分予之群臣，卿大夫士也”，“卿”原讹“即”，孙校本改为“卿”，因为“群臣”不限于“大夫士”，还包括“卿”，即3331页郑玄所注“群臣，卿大夫士也”。又如4198页“凡屋之中脊最高处谓之极，上覆以瓦谓之甍，下承以木谓之栋，三者上下相当”，“三者”指“极”、“甍”、“栋”，原讹“二者”，孙校本改正。再如357页引段玉裁云：“凡二本字乖异而用一废一，曰从。如萧或为莤，郑大夫从莤读缩，杜则从萧是也。郑君从杜，萧与茅为二，大夫、许君莤茅为一。”“郑大夫”原作“郑仲师”，与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原文一致。孙校本改作“郑大夫”，有其理据：354页郑大夫云：“萧字或为莤，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可见“从莤读缩”的是“郑大夫”。孙诒让214页引《后汉书·郑兴传》“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建武六年，征为太中大夫”之后说“注凡引郑大夫义，皆其遗说也”；15页引《后汉书·郑兴传》“兴子众，字仲师。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之后说“仲师作《周礼解诂》，与郑大夫兴为二郑”，可见“郑大夫”是郑兴，“郑仲师”是郑兴之子郑众（郑司农），可见段玉裁将“郑大夫”误作“郑仲师”是父冠子戴。其次，改正了王陈本的校对疏误。王陈本《本书前言》自述“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用乙巳本和楚本逐字对校，先用铅笔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然后再进行点校”。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的过程，校对疏误势必不少，因为乙巳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其中乙巳本正确，因疏漏而误从楚本，这就影响了点校质量。例如1231页引《司刺》注“过失，若举刃欲斫伐而轶中人者”，与3425页《司刺》注合，王陈本则从楚本将“若”讹作“者”误属上句（1022页）。又如为了说明“昔夕古字通”，38页说“王逸《楚辞章句》引《诗》云‘乐酒今昔’”，与《谷梁传》“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管子》“旦昔从事”都是“以昔为夕”。王陈本从楚本“引”讹作“同”，遂致破句：“王逸《楚辞章句》同，《诗》云‘乐酒今昔’”（31页），令人误以为《楚辞章句》同《管子》或《谷梁传》。也有乙巳本正确，因误判而从楚本。例如《汉律》有“矫诏害”、“矫诏不害”，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矫先帝诏害》指出“《汉书》凡言坐矫诏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记》亦有之”，批评《义门读书记》以“害”为衍文“盖未考《汉律》也”。3517页孙疏“如《汉律》所谓矫诏害者”即是引《汉律》。王陈本误判而从楚本，将“矫诏害”改作“矫诏书”，出校（2920页）：“‘书’原讹‘害’，据楚本改。”新校本有纠正各本讹误，例如646页引《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薨于北宫”，“薨”是“梦”之讹，卫侯未死，而是做梦，《左传》下句“见人登昆吾之观”可证，于是出校。还有改正王陈本排印错讹，例如662页“应门、雉门、皋门外，虽不为朝，而皆有廷……贾疏谓‘阍人掌中门……’，非也”，“应门雉门”、“阍人”排印讹作“应问难门”、“间人”（王陈本547页）。新点校是以王陈本做工作本，再度核对乙巳本和楚本，就便于最大程度地纠正各种疏漏错讹。第三，改正了王陈本的标点错误。由于《周礼正义》涉猎广、考证深，且是节引，文义理解难，标点错误在所难免。王陈本标点错误，一是叙述语误为引文，例如220页“彼注云：‘具所当共。’谓以所当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废阙”，王陈本误将孙疏“谓以所当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废阙”作为所引注文，置于引号内（179页）。二是引文误为叙述语，例如245—246页引《小宰》注“法谓其礼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当共”，王陈本误将“戒具，戒官有事者所当共”作为孙疏置于引号外（199页）。三是不当分而分，例如1310页引《方言》：“揄铺、�8�1�8�0、帗缕、叶输，毳也。”《方言》卷二接着说：“荆扬江湖之间曰揄铺，楚曰�8�1�8�0，陈宋郑卫之间谓之帗缕，燕之北郊朝鲜洌水之间曰叶输。”可知“揄铺”、“�8�1�8�0”、“帗缕”、“叶输”为四词，王陈本顿开误作“揄、铺、�8�1、�8�0、帗、缕、叶、输，毳也”（1089页）。四是当分未分，例如3742页说“《管子·五行篇》载黄帝六相，其名有当时、廪者、土师、司徒、司马、李”，照《管子·五行篇》的解释，“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王陈本误将“当时廪者”合一，“六相”就成了五位（3105页）。五是书名、篇名、人名、地名误标失标，例如2570页“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赵注说“此三大国史记之名异”并解释了得名之缘由，孙疏明确说“彼三书”，王陈本未将“春秋”、“乘”、“梼杌”标书名号（2137页）。又如3513页引《谷梁传·成公五年》“晋 伯尊遇辇者不辟”，“伯尊”《左传》作“伯宗”，是晋国大夫。王陈本标作“晋伯尊”，施事从“伯尊”误为“晋伯”，“尊”成了形容词（2916页）。再如3591页引《管子·事语》“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这一“齐”正如2595页孔广森对《管子·事语》此节的解释：“齐，中也，与《尔雅》‘距齐州’之齐同义，亦言中州之国大，负海之国小。”王陈本“齐”字标专名线，“齐”下标逗号（2981页），视作齐国。六是破句，例如1255页引《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毛传“春，不暇待秋”，孔疏：“传以秋冬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尽，不暇待秋也。”王陈本将毛传标作“春不暇，待秋”（1042页），则没有时间的急迫就变为允许延期的两可。有的破句甚至与原意完全相反，例如3400页引《檀弓》郑注：“时子般弑，庆父作乱，闵公不敢居丧，葬已，吉服而反。”孔疏说得很明白：“庄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立闵公。庆父作乱，闵公时年八岁。”而王陈本将郑注标点为“时子般弑庆父作乱”（2821页），被弑的子般竟成了弑庆父的作乱者。再如541—542页：“贾疏谓郑‘谓大宰敛得九赋之财，给九式之用，待来则给之，故云待犹给，非是训待为给’，非郑恉也。”郑注“待犹给”，贾疏认为这是因为“待来则给之”，所以说“待犹给”，而不是“训待为给”。孙疏则赞同“训待为给”，认为是“引申之义”，贾疏“非郑恉”。王陈本标作“贾疏谓郑谓大宰敛得九赋之财，给九式之用，待来则给之，故云待犹给，非是。训待为给，非郑恉也”（447页），恰恰违背孙疏原意。第四，校正了《周礼正义》的引文错讹。这是继承王陈本的传统，例如对于郑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的“穆穆”，孙疏引《诗·周颂·雝》“天子穆穆”郑笺“穆穆，美也”为证。王陈本1016页出校：“案：《雝》郑笺无此解，而孔疏有‘穆穆然而美’之语。”汪本1224页出校：“案：《周颂·雝》‘天子穆穆’当为《商颂·那》‘穆穆厥声’。”显然后者较优，因为郑笺固然有此解，只不过是针对《商颂·那》“穆穆厥声”。有的是出处错误，例如孙疏引《汉书·食货志》“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之后说“《公羊·宣十七年》何注义同”。类似《汉书·食货志》的训释“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仅见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注，故1139页出校：“七”当为“五”。又如引《诗·陈风·宛丘》“不绩其麻”，1179页出校：“宛丘”当为“东门之枌”。有的是涉上下文而讹，例如引焦循云：“《考工记》云：‘庙中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注云：‘庙中之门曰闱。’” “庙中容”，《考工记》原文、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二并作“庙门容”，涉下注“庙中”而讹，故1226页出校：“中”当为“门”。从1987年到2015年，新旧点校本相隔28年，电子检索等物质条件的优越已经无可比拟，新点校本又是在王陈本的厚实基础上进行，后出转精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对堪称古籍整理典范的王陈本进行精耕细作，标点尤其是破句的改正，难度系数相当大，不仅需要辛苦耐烦，而且必须深入求证。在轻整理重著作的当下，耗费5年时间来重新点校这部280万字的传世之作并且取得不俗成绩，这种精品意识，对于古籍整理或国学研究应该具有示范意义。清代学术，集中国传统学术之大成。其主要表现之一，即对十三经重新做疏解。而在诸新疏之中，有一部堪称“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就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孙诒让（1848～198），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庼，别署荀羕，浙江瑞安人。其为学，一则秉庭训，一则承继乾嘉朴学之遗风。其父衣言，治学旨在融贯汉宋，通其区畛，尤注重绍述永嘉乡贤绪言，为“晚清特立之儒”（章太炎先生语）。在其治学取向的引导下，诒让遂一意向学。而在博涉先儒载籍的过程中，诒让又对乾嘉诸大儒治经史小学家法有了深切体认，加之受秉承乾嘉大师绪论、以稽古为职志如张文虎、戴望、刘毓崧等人的影响，遂究心于经学、诸子及文字学等。此后，他一则承继永嘉经世之学风，一则孜孜于朴学的探究，从而成为“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姜亮夫：《孙诒让学术检论》）。《周礼正义》即其代表作之一。《周礼》一经，向称聚讼。虽经前儒不断探究，然终无博精之作，许多问题尚待梳理。有鉴于此，孙诒让遂慨然立志为之新疏。早在8岁时，诒让即在父亲的引导下，初涉《周礼》。其后，随着学问的日益深厚，因对《周礼》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经过潜心搜讨，精加别择，其认识逐渐成熟，从而开始了重新疏解《周礼》的艰辛历程。同治十一年（1872），孙诒让开始着手资料长编工作。翌年春，乃草创《周礼疏》。此后，更事广搜细讨，钩稽排纂，屡有新获。光绪十四年（1888）秋，张之洞议集刊清朝经疏，征诒让所撰《周礼正义稿》，并谋付刊。当时，疏稿尚未写成，诒让遂亟校核理董，至翌年始写成《礼疏长编》稿。光绪十六年（189）正二月间，他携新写成稿本数十巨册，往湖北张之洞官署以就商榷。然因事情有变，刊刻之事不得已而中辍。此后，诒让对《礼疏》又时有校改，继因不惬于心，复更张义例，再事编摩疏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诒让撰《周礼正义·自序》及《凡例》。又经友人黄绍箕、费念慈襄助校勘，至光绪二十九年（193）二月，樊棻谋以《周礼正义》铸铅版。光绪三十一年（195）夏，历时2余年、稿凡数易的《周礼正义》（86卷）遂得刊成问世（诒让有自校初印本，计16册），即通行之“乙巳本”。孙诒让之新疏《周礼》，主要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而“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其于前人成说，既能取其长，亦不护其短，而以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求其确解。孙诒让之《周礼正义》，颇具特色，如长于古义古制，会通三礼，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诸说，兼采其善，且能阐发《周礼》之义蕴等，不一而足。其所撰《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已具大要。梁启超先生更将之概况为四条：“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多存旧疏，声明来历”、“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洪诚先生亦揭是书大端称：无宗派之见；博稽约取，义例精纯；析义精微平实；以实物证经；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全书组织严密。（《读周礼正义》）洵为的见。至其意义，吴廷燮先生认为“是书搜辑古今诸儒解诂本经者，最为繁富，与胡氏培翚《仪礼正义》，同为治经家所盛称。但历来诸儒，重在治经，而是书则欲通之于治国。……洵治《周官》解诂者之渊薮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礼正义》条）曹元弼先生亦称：“孙氏《周礼正义》，博采故书雅记，疏通证明，虽于高密硕意，间有差池，而囊括网罗，言富理博，自贾氏以来未有能及之者也。”（《书孙氏周礼正义后》）杨向奎先生更对该书有功于研究古代社会的价值做了肯定。宜乎章太炎先生誉之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孙诒让传》），而梁启超先生推之为清儒诸新疏之冠。更可注意的是，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尚有深意寓于其中。其关键点，在于为挽救时弊，而阐扬《周礼》政、教两大端的经世精神。在他看来，《周礼》乃“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后世之以《周礼》致乱，并非《周礼》本身有问题，而在用之者之鄙陋。为此，他指出一循古开新之方：“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周礼正义序》）此一思索，体现出其以学术求治道的淑世情怀。《周礼正义》自195年问世后（乙巳本），即深受学人注目和推誉，且屡有刊布。主要有如下几种：一为1931年武昌篴湖精舍以楚学社本《周礼正义》补校刊行本，即湖北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即据该本影印；二为1933年商务印书馆铅字排印的《万有文库》本；三为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以仿宋体印行的《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清人注疏十三经”即据该本缩印；四为王文锦、陈玉霞二先生重新整理的点校本，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即“十三经清人新疏”本，并于2年重印，甚便学人利用。此外，是书的稿本，仍存于温州图书馆、温州博物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周礼正义》之泽惠学林，为功甚巨，成为研治诸多学问的重要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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