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库帛书 全2册 2017彩图高清 考古

《子弹库帛书》PDF电子书全2册，由文物出版社2017年出版。

库楚墓位于长沙旧城南郊，1942年9月被盗，曾出土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就是 “楚帛书”。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发掘此墓，出土“人物御龙帛画”，是目前仅见的两幅战国帛画之一，为稀世珍宝。库楚墓被盗掘后，除个别残片外，帛书均已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李零先生对帛书的研究历时30多年,可谓国内楚帛书研究的”人”.
《子弹库帛书》共分十章:一至四章为上编,详述库楚墓的盗掘和发掘,文物情况,帛书流转美国的过程,以及帛书收藏者赛克勒博士未能实现的归还帛书的遗愿等等;五至十章为下编,收录帛书彩色图版(包括《四时令》《五行令》和《攻守占》)，释文,新摹本;帛书( 《四时令》)的早期版本,摹本,帛书文字编及文献目录. 是战国楚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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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库帛书》出版说明：

簡帛古書是中國學術的源頭,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源頭。
中國的書,從一開始就是寫在竹木簡牘上,而不是龜甲、獸骨和銅器上。縑帛是簡牘到紙書的過渡環節。《墨子》反復講“書於竹帛”,被錢存訓拿來當中國早期書籍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早期中國,
没有簡帛,也就没有書。没有書,還有什麼學術和思想?

20世紀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是王國維說的“五大發現”之一1)1942年,子彈庫帛書出土,則是第一次發現比較完整的帛書。

先秦兩漢是簡帛時代,書都是寫在簡帛上。我們發現簡帛,研究簡帛,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回歸。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獻也好,學術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誰都不能忽視這個源頭。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如果没有簡帛留下的錢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隸書),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釋讀。

不過,話說回來,20世紀上半葉,我們的學術資源相當貧乏。研究戰國文字,當時有什麼材料?數量最大,主要是璽印(還有陶文、兵器和少數幾件銅器上的字)。璽印上的文字有什麼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幾個字而已。書,完全没有,長點的銘文,也非常少,幾乎無辭例可尋。我們只要讀一下王國維寫的《桐鄉徐氏印譜序》(1926年)2)就能明白這一點。當時,璽印是寶貝。很長時間裹,研究戰國文字,原來只能研究印,頂多加上點陶文和兵器。

王國維,確實了不起。當時,材料那麼少,他能考慮那麼深,那麼遠,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兩漢經今古文學和小學的關鍵。當時的金石學家都株守許學,往往把出土文字稱爲“古籀”,並不知道古文和籀。

文是什麼概念,它們和篆、隸是什麼關係。王國維的《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1916年),3)第
次爲我們釐清∫這些紛亂如麻的概念。他把戰國文宇分爲兩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隸是漢代“文”的源頭;東方,非秦系的六國文字是漢代“古文”的源頭。如此宏論,遠見卓識,洞察隱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難做到。

中國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戰國文字起步最晚,現在最熱。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硏究》(1954年);4〕二是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和《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19591960年)01)兩位先生代表兩種風格,一直影響到今天。

他們都提到蔡季襄發表的子彈庫帛書。這在當時是最長的一篇戰國文字。朱、李兩位的文章,今天看,當然可以挑出很多錯,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卻是最高水平。萬事起頭難。在我看來,這種開創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觀。他關注的不是個别難字,而是戰國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國維的東、西兩系說進一步細化,第一次爲戰國文字分國分域,對後人更有啓發。

他說,楚帛書的十二月就是《爾雅》十二月名,這也是突破性的發現。書是用字寫成的,但字不等於書。過去的戰國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讀書。孤立識字是因爲没有長篇的東西。

194φ年以前,我們没有楚簡。1950年代,開始有楚簡,都是遣冊,不但數量少,保存情況也不好。1957年長臺關楚墓第一次出古書,只有殘簡,一直到1986年才發表。戰國古書,我們苦苦等了半個世紀,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簡,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在此之前,我們無書可讀,要讀,只有子彈庫帛書。

没有書的結果,是我們的認字水平受限,許多現在覺得非常簡單的字,當時大家都不認識,學者費盡移山心力,收效卻甚微。

過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大規模識字,不可能是這種辦法。我記得,上海博物館楚簡發現後,裘錫圭先生曾說,很多字的認岀都用不着古文字學家。原因是什麼?就是辭例多了。一個字,反復出現多少回,再笨也能認出來。

李學勤先生講過兩句話,我印象極深。
一句話是,戰國文字難認,你就是做夢也想不到。
句話是,戰國文字難認,你就是做夢也想不到。

另一句話是,某先生真怪,他認字,前提可能是錯的,但結論卻往往是對的。過去,我們常把字形分析當認字前提。很多人都以爲,一個字,形、音、義,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義排在最後。破讀,左轉右轉,主要是爲了湊字形,而不是爲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實際的認字過程中,我們卻不難發現,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後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麼?是辭例。我們是靠辭例和語境爲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辭義的大致估計,然後才考慮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讀。甚至有時,我們並不知道某字該怎麼分析,但照樣可以猜出它是什麼字,或大致相當什麼字。

我記得,朱德熙先生說,古文字的破譯最像偵探小說。警察破案,他們的方法,有兩條最重要,是串併,二是排除。串併是把看似無關其實非常關鍵的錢索,通過偶然發現串連起來,形成一條連貫的思路。排除是從大海撈針的眾多可能性中,把一切無關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併也好,排除也好,都是爲了定向和卡位。

破譯的大忌是被假象誤導,一條道走到黑。方向錯了,位置錯了,費勁再大,全錯。本來只是猜猜看的事,試探試探也就罷了,非要長篇累牘彎彎繞,這是“偵探小說”,不是真正的“破案”。窗户紙,一捅就破。文字破譯,用不着饒費口舌。說對了,三言兩語足夠,說不對,千言萬語也没用。

大家迷信權威,以爲權威就不犯錯誤,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級錯誤。這是一種常見的誤導。權威被假象誤導,大家乂被權威誤導,在古文字學的歷史上例子很多。
1942年,子彈庫帛書的出土是簡帛硏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晩周繒書孜證》是第一部報道
它和硏究它的著作。這本書,印數極少,現在很珍貴。當初,我是借張政烺先生的書讀。後來,我自己
也有了一本,是前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倪明昆( 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這一發現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紀的頭一批古書,不是檔案性質的文書,而是典籍意義上的古書。
第二,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比較完整的帛書。目前,這樣的帛書只出土過兩次,一次是子彈庫帛書,
次是馬王堆帛書。帛書,它是第一次發現。戰國帛書,它是唯一發現。
第三,戰國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這也是個頭。
它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今天仍然值得回顧。

中國學術界,目前有一股簡帛熱,熱到不能再熱。賭石一行,人稱“瘋狂的石頭”;我們這行,也有
¨瘋狂的簡帛”。我萬萬想不到,這種當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學問,居然會變成一種時髦;網上稱雄,看誰
認字多,竟是一種熱潮!
楚帛書,很寶貴,因爲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認識,當時不認識,後來不認識,現
在也没全部認識,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學者,反反復復讀它。比如我就是它的忠实讀者。
但我讀帛書,不光爲了認字。認字只是手段。
簡帛硏究,認宇是基礎。認字是點,通讀是面。没有點,焉有面,這個道理没錯。避大就小,避虚
就實,就字論字,慎言其餘,好處是可獨佔發明權,還不容易犯錯誤。很多年輕人都以爲,這是當古文
字學家的捷徑。可認字的目的是什麼?是爲了讀書。如果通讀,你總没法挑肥揀瘦繞着走。我們别忘了,
¨一斤瓶子裝不下二斤醋”,歸根結底,還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況,辭例的背後還有學術和思想
天外有天。
認字,不光要從小到大,也要從大到小。字是在通讀中被認識,辭例比字形更重要。這是讀書的
道理。
我讀楚帛書,集中閱讀,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
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現在。前後長達30年。我從年輕讀到老大不小,
錯誤固然很多,收穫也很可觀』1
1980年,那年我32歲,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讀研究生。我的論文題目是楚銅器。楚銅器,
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剛才說過,這是朱先生硏究過的問題。當時,楚文字是絕學,熟悉甲骨、銅器
的學者未必懂,懂的人很少。
坦白地說,我也是爲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書。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酷暑難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寫成《長沙子彈庫
戢國楚帛書研究》。這是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當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學勤先生,以及碰巧來京,住在華僑大廈的饒宗頤先生和曾憲通先
生,向他們求教。另外我還托人把我的文章帶到中國考古學會的第二屆年會(武漢,1980年11月17~2
日)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三屆年會(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書的發表卻在五年後。1
當時,我把楚帛書分成三個“版本”:蔡修涣本、弗利爾本、大都會本。中國大陸的所有研究,不是
依據蔡修涣本,就是依據弗利爾本。比如當時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1964年9
月),就是依據弗利爾本。“文革”前,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會本是1966年才發表。整個“文革”期間,大陸的研究完全是空白。與此形成對照,海外的研
究都是利用大都會本。巴納( Noel barnard)的《楚帛書譯註》(1973年)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研究。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大都會本爲依據的著作。
張政烺先生鼓勵我寫這本書,並推薦此書到中華書局發表,就是希望引進最新材料,彙集最新硏究,
爲學界提供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這是我第一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5~198年,學界有一批新作發表。如李學勤的四篇論文,饒宗頤、曾憲通的《楚帛書》,以及高
明、何琳儀、朱德煕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寫過一篇《〈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硏究〉補
正》,就是讀這些新作的筆記。這篇文章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屆年會(長春,1988年7月22~28日)
的論文,十二年後才被印出來。印出來,已經變成古董。
這是我第二次讀子彈庫帛書。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國待了一年多。當時,没事幹,我開始寫《中國方術考》。書中涉
及子彈庫帛書。我對帛書釋文又有所修正。
子彈庫帛書是數術性質的古書。讀者不難發現,我後來出版的《中國方術考》,其中講數術的部分,
無論式盤,還是日書,都來源於我對子彈庫帛書的硏究。反過來,它們也深化了我對子彈庫帛書的認識。
1990年,我在西雅圖,有一天,張光直教授打來電話,說他讀過我的《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
究》,問我是否願意參加4月27~28日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舉行的東周楚文化討論會,如果願意,他
可以推薦。我說,我當然願意。
這個會是爲辛格( Paul Singer)醫生85歲生日而召開,會上展出了子彈庫帛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
件稀世珍寶。它在紐約曾經發霉,去霉後的部分,宇跡反而變得很清楚,與過去的照片不一樣。饒宗頤
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書,他說,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讓帛書再次發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
梅(霉)開二度”。後來回到北京,我給《文物天地》寫了篇《楚帛書目驗記》,就是講目驗帛書的
感受。
那次會議有四場報告,主講人是李學勤、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蘭( Alain Those)和馬
麟( Colin mackenzie)。我是參加討論的人。
當時有個叫格利芬( Janeτ alley griffin)的女士提問,希望李學勤先生能給大家講講帛書十二神。李先
生說,正好,有兩位研究這一問題的權威在場,一位是饒宗頤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問題交給
他們來回答。
當時,饒先生講了幾句話,没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我根本没說話。會議論文集有我一篇發言,其
實是後來寫的。這篇文章的中文題目是《楚帛書與“式圖”》
帛書的思想意義,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窺一二。
這是我第三次讀楚帛書。
l992年6月12日,我44歲那天,柯强匿名捐獻的楚帛書殘片入藏弗利爾一賽克勒美術館。當時,負
責此事的齊思(wτ. Chase)先生跟該館亞洲部主仼蘇艻淑博土商量如何保護這批殘片,蘇博士建議請
我去華盛頓參加他們的揭剥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國。1993年1~5月,我住馬里蘭,每天乘地鐵
去弗利爾一賽克勒美術館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經常去弗利爾美術館的實驗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土揭帛書。我第一次有機會經常看帛書,既包括眾所周知的那件帛書(他們叫“第一帛
書”),也包括從未發表的帛書殘片(他們叫“第二帛書”),這使我對子彈庫帛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印
象。另外,我還閱讀了弗利爾一—賽克勒美術館保存的有關檔案,訪問了住在新澤西的辛格醫生和住在西
雅圖的吴柱存教授,對楚帛書在美國的流傳也做了詳細調查。
這是我第四次讀子彈庫帛書。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年,揭剥工作突然停了下來。
2000年,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和羅泰教授談起這件事。結果,由他提議,與會的
27名國際學者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弗利爾一賽克勒美術館的館長畢齊(Mio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爾-
賽克勒美術館重啓揭剥工程。
我們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主任賈寶( Paul jett)博上邀請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
究所的文保專家白榮金先生前往華盛頓,與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 Christine giuntini)女
土研究進一步揭剥。這事正好在911事件發生之前。
這是我第五次讀子彈庫帛書。
2007年,帛書殘片的揭剥工作終於結束。所有揭開的殘片都用有機玻璃板封存。揭不開的殘片,則
按原狀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 Donald Harper)教授去華盛頓,仔細讀過這批
殘片,做過記録。
這是我第六次讀子彈庫帛書。
現在這本書是我第七次讀子彈庫帛書的結果。我用的帛書底本是賽克勒基金會和弗利爾一賽克勒美
術館提供的最新數碼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對完整的楚帛書(本書題爲《四時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
殘片(本書題爲《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强售出,1966年被賽克勒醫生購入,後來借
存於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楚帛書。後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强匿名捐獻,人藏於弗利爾一賽克勒
美術館的楚帛書。兩者都是由柯强帶到美國,現在都在華盛頓。
子彈庫帛書,留在國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屬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的一塊殘片和
幅照片。
這次出版,我想把子彈庫帛書的各種“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爾本、大
都會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時,書中還包括子彈庫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繒書孜證》
一書中記録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重啓子彈庫楚墓發表的所有文物,還有弗利爾
賽克勒美術館收藏的存放帛書的書笈。我想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搶救性的復原報告。
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盡可能彙集所有最重要的材料,讓這批稀有的帛書,最終成爲所有中外學者
共同擁有的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