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金石文献 塔铭墓志部 全10册 2018清晰
《中国佛教金石文献 塔铭墓志部》PDF电子书全10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出版。作者倾注十余年精力编纂《中国佛教金石文献》，总1500万字，别为四部，即寺宇殿阁部、塔铭墓志部、造像题记部和寺产牒文部。本书为其中的塔铭墓志部分，约500万字。系作者实地走访，遍考全国各地寺庙碑林、塔林实物旧迹，并大量吸收相关的考古成果，参以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所藏金石文献和寺庙志等佛教资料，编订而成。既是一部典籍文书与金石实物互证的佛教发展、演变、传播的宗教文化史，又是一部广涉佛教建筑、碑刻等金石资料的物质文化史，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中国佛教金石文献 塔铭墓志部》书目：塔铭墓志部 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上塔铭墓志部 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中塔铭墓志部 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下塔铭墓志部 宋卷塔铭墓志部 辽金卷塔铭墓志部 元卷塔铭墓志部 明卷 上塔铭墓志部 明卷 下塔铭墓志部 清卷 上塔铭墓志部 清卷 下《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出版说明：金石資料在歷史研究、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價值，研究者都很清楚。所以自古「金石」成「學」，至清代「金石學」蔚爲大宗。有關情況，已有許多相關著作面世，許明同志在他的《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前言》中也有簡單介紹，不需要我在這篇短序中再加饒舌。當年發起編纂《藏外佛教文献》，在第一輯「卷首語」中解釋什麽叫「藏外佛教文獻」時，我就把「與佛教有關的金石資料」納入整理目標， 並在《藏外佛教文獻》第四輯發表過四川大足的若干石刻資料。其後在籌備《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下编) 時，我向任繼愈先生建議，將金石資料納入，先生同意這一建議。由於金石資料外延廣泛， 收集困難， 而《中華藏》的編纂有時限要求， 所以當時的設計是設置一個二級類目「碑銘類」，放置在「史傳地志部」下。亦即第一步先收集、整理石刻中的「碑銘」資料，以後如有條件，再擴展到其他金石資料。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留下豐富的文獻資料-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下兩編雖然合計收入約三點六億字， 依然有不少應收而未收的。所以， 碑銘以外的其他金石資料， 可以考慮放在將來編纂的《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補编) 中。任先生也同意了這一思路。當然，由於各種原因，二。一二年八月以後我不再參加《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下編) 的工作，現在的具體情況不是很清楚。許明同志於二二年完成了他五卷本《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以後， 十餘年來， 焚膏繼替、兀兀窮年，又以個人之力，分別「寺宇殿閣」、「塔銘墓誌」、「造像題記」、「寺産牒文」等四篇，完成了 一千五百萬字的《中國佛教金石文獻》，結集爲二十册。二00二年，當我知道許明同志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的情況下，做成《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這一非常有學術價值，卻未必有什麽經濟效益的事情以後，非常感慨。曾在爲他寫的序中説：「在社會普遍浮躁，學術正在腐敗的今天，這實在是一股清新的空氣。面對許明及他的工作，許多人應當羞愧。人之所以爲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十餘年來，許明同志依然始終處在没有工作，没有穩定的收入的情況下，但竟然又完成如此煌煌巨著，其發心、其毅力、其鎳而不捨的精神、其最終取得的成果，真讓人無法僅僅用「歡喜贊歎」四個字來表述。坦率説，本書的分量，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個體制外的學者, 僅憑一己之力做成功了。這些年，眼看社會種種亂象，眼看學術日益腐敗，我的心是很悲涼的。我在內心一次又一次地告誡自己： 「要相信中國文化的自淨能力！ 」但心中隔隱約約也有另一種聲音： 「真的嗎？ 真能自淨嗎？」看到許明同志的工作，想到千千萬萬像許明這樣散落民間，爲繼承與光大中華傳統文化正在埋頭苦幹的人，我想，中華文化所以能屢踣屢起，廬續千年，所以有希望、有前途、有未來，其底蘊就在這裏吧！日前，在上海市福州路世紀出版集團總部拜訪了上海書店出版社社長許仲毅先生，許社長慧眼識珠，果斷决定出版《中國佛教金石文獻》一書，令人欽佩。此間，許社長建議由我自己寫一篇該書的評介，理由是作者最熟悉自己的書。話似乎在理，所以也就不避「王婆賣瓜」之嫌了。《衛風》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歷來被國人奉爲修身治學的一個最高準則。一塊好材料，起初也許不顯眼，但是經過一番獨具匠心，精益求精地琢磨之後，就有可能來個華麗轉身，被打造成一件價值連城的國之重器。據實而言，《中國佛教金石文獻》以其獨特的題材、閩富的收羅、翔實的內容和精心的整理，完全具備「重器」之質。本書的題材涉及多個學科， 但主要還是在於金石學和佛教文獻學這兩大學科的交匯鮎上。金石是其載龍，佛教文獻是其內容。先説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通過構建完善自身理論與學科建設，而以更科學、更高效地對佛教文獻進行搜集、整理、收藏和使用的新興學科。從廣義上講，凡人類存世的所有語言種類和載體的佛教文獻，都是它的研究對象。狹義上是專指漢文佛教文獻，地理上則主要涵蓋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漢文佛教文獻可分爲兩大塊：一、以大藏經爲中心的精華佛教文獻。這些佛教文獻經過二千年來歷代高僧大德等教界精英的翻譯、注疏、編目、校讎、辨僞、編纂等，內容形式趨於穩定固化，被比較完整明確地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爲「老資料」。二、歷史上被排除於大藏經之外的民間佛教文獻，這部分文獻比較零散龐雜，五花八門，原先認爲它没有什麽價值，或者説利用價值不高；然而近代以來，學風丕變，被人們重新認識，確認有重大文獻價值。比如造像記，又比如疑僞經，曾長期無人問津。直到近現代，學界從文化融合、思想演變的角度予以重新詮釋，發現是我們瞭解早期佛教信仰傳播、寺院經濟活動以及佛教中國化過程中難得的史料，堪稱佛教文獻的活化石。便又重新重視加以收集、整理、利用。諸如此類則是「新資料」。「老資料」亟需與「新資料」相互補充，激盪激活，找出新問題，得出新答案，形成新理論、新思想。當前，對民間佛教文「新資料」的挖掘整理，呈現兩大熱點，一是敦煌文獻，二是佛教金石文獻。其中尤以佛教金石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利用爲方興未艾“清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説：「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版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實也。」誠然，真實可信是金石文獻最重要的特性。因此，它的巨大價值意義，早被先哲所知，西漢司馬遷便在《史記》中著録了秦《泰山刻石》等六文，開了先河。而佛教金石文獻被正式著録於古代典籍，則是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地理名著那道元《水經注》和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二書都有戴録。又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南朝梁代則出現了佛教金石文獻的專著，有梁僧祐《諸寺碑文》四十六卷，梁元帝蕭繹《釋氏碑文》三十卷，可惜二書都已佚失，幸存蕭繹一序以窺豹斑。此後，佛教金石文獻作爲可靠的資料，被廣泛使用於歷史、地理、民族、社會和藝術等各領域的研究。比如歷代高僧傳的撰寫者，便把收集有關的金石文獻，作爲撰寫高僧傳的前期重要準備工作，在此略舉數則，以見一斑。梁寶唱《比丘尼傳》序：「乃博採碑頌，廣收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爲之立傳。」唐道宣《續高僧傳》序：「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明范景文《補續高僧傳》序：「河公枯梵所指，游遍名山古刹，搜剔碑版，攀藤籃，摹剥蝕，次第彙集。」早期的中國禪宗史，一直是禪宗學者重點研究的課題。有關南能北秀間六祖之争亦即正統之争的歷史史實爲人樂道，視爲定論。然而，重新發現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碑，打破人們的固見，提出了「( 菩提達摩) 人魏傳可，可傳粲，粲傳信，信傳忍，忍傳如」的宗派傳承，爲我們提供「六祖」的第三種説法。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大唐東都荷澤寺殁故第七祖國師大德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并序》出土於洛陽龍門唐竇應寺遺址，隨即引起中外佛學界的轟動，在中日等國掀起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諸如禪宗不同派系的六祖、七祖之争，塔主生卒年月、卒葬地等問題都得到澄清或更深入地探討。佛教造像歷來受到文人學者的鍾愛，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案頭雅玩的藝術鑒賞方面，對於它的文獻資料價值，則是相當輕視的。宋歐陽修《集古録跋尾。魏九級塔像銘》就説：「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録之以備廣覽。」確實，此類造像若只是單獨零散地考察研究，是很難發現問題，進而提出問題與解决問題的。但藉助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再同民族學、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相結合，一旦將這些數量衆多看似雜亂無章的造像題記歸納排列，便可使這些資料在歷史研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寫岀一些好文章大文章。更重要的是此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金石學證經補史的研究框框，發現了造像題記本身獨立的學術價值，從而開闢出一片研究的新天地。如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衆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爲中心的考察》一書，便是該領域的研究佳作。在學術研究中，全面佔有資料是最關鍵的環節。從以上古今學者引用金石文獻治學的事例可以看出，他們在收集金石資料上，下了很大力氣，花去大量時間。如果能在佛教金石文獻方面編纂一部全面系統的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總集以方便使用，善莫大焉！時代呼唤佛教金石文獻集大成之作早日問世。《中國佛教金石文獻》恰好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産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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